变法时规定，“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末利”，亦即工商。秦统一后，宣布“上农除末”（《史记·本纪》）为国家制度。文帝下诏云：“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汉书·文帝纪》）简言之，农业是生民生存之本，不致力于本业而事末，会使衣食匮乏而有夭丧之虞。农业为本业是“万民之所公见”（《淮南子·主术训》），其实它还包含着一定的家庭副业，如饲养家禽、家畜，又如种植林木、菜蔬，最重要的应是家庭纺织。景帝时，亦曾下诏“农，天下之本也”，但也“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汉书·景帝纪》）。
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劝民种植桑麻及织绩，是地方行政长官施政的主要方向之一。譬如，东汉初，桂阳太守茨充，“教民种殖桑柘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后汉书·循吏传》）；东汉中期，五原郡虽适宜植麻，百姓却不知织绩，故冬月无寒衣，或衣草而见人，太守崔教民纺绩，“民得以免寒苦”（《后汉书·崔传》）。耕与织之结合是形成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之关键。也正因为此，从秦汉至魏晋的户税征收，发生由钱向绢、绵的转化。
古代中国的工业或手工业，按生产部门划分，有纺织、制盐、矿冶、日用器物制造等，盐、铁更是关系到国计民生；按所有制性质、经营方式划分，有官营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作为“末业”的手工业主要是指私营手工业。许多场合下生产、销售是相衔接的，生产者往往也是销售者，手工业者或又具商人角色。战国以来，独立的商贾阶层日趋活跃，成为生产、消费者之间的媒介，形成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他们或长途贩运，或坐市列肆，在买卖中获利，商业亦成谋生手段。说道：“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就秦汉时代而言，特别是秦及西汉，工、商业发展较迅速，商品交换也较普遍。当时，百姓很多开支必须使用货币，故在农作之外从事其他生产，以便家庭消费及到市场出售。从这个角度来说，秦及西汉经济的市场色彩，要较东汉及魏晋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另类提法，颇能显现出时代特色。比如，司马迁认为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之本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虽主张“本富为商上，末富次之”，仍肯定农、工、商各产业部门存在之必要性，“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甚至还为富商大贾立传，“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史记·货殖列传》）。盐铁会议上，朝廷意见的代表者“大夫”说道，“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盐铁论·本议》），显然亦能正视农、工、商之关系，而非简单的将本、末对立起来。
工、商业之所以被视为“末业”，其全部原因或已不可知晓，主要症结还是不难探知的。从战国法家的代表人物开始，就将农业与工商对立起来，认为工商是农业的竞争者，从事工商业者多则影响农业，势必威胁到立国之本的农战。这是古代中国本末思想的主要理论依据。本末并非完全基于经济考虑，出于统治之目的亦相当重要。《吕氏春秋·上农》篇中说道，“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即，百姓从事农业，则生性朴实、厚重、单纯，安土重迁，较为遵守法令，易于官府征调、役使；百姓舍本逐末，则生性不善、家业不厚、好智多诈，轻于迁徙，不可用于攻战，亦难以遵守法令。至于其他原因，如工商发展宜滋生浮侈之风，土地兼并，等等，也会不时被人提及。
农业为本，故有重农之举；工商为末，自有贬抑措施。重农方面，除皇帝下诏强调农业为天下大本外，有减轻田租、赋税及假民“公田”等举措；每年春季皇帝亲耕、皇后亲蚕，以象征之举为天下臣民作表率……抑末方面，秦时，将商人单独编籍，称“市籍”。凡有“市籍”者，乃至于其子孙，地位卑贱，与罪吏、亡命、赘婿同，为“七科谪”之主体；汉初，“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准书》），并以重税抑制其发展；武帝时，采取算缗、告缗等政策，中等商贾以上大抵破产。历史的悖论在于，尽管不断有人呼吁重农抑商，国家也确实采取了抑商措施，经济发展却有其自身规律，“末业”在政治、社会高压下，依然发展不止，“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汉书·食货志》）。
秦汉时代的农业成就，除体现在小麦种植面积扩大外，还表现在铁器普及、牛耕推广、水利兴建及精耕细作传统形成等方面。
历史早期，先民使用的生产工具，多是木、石、骨、铜器，而铜器使用又不普遍。两周之际或春秋初年，是我国冶铁的发生阶段；春秋、战国以来，特别是战国晚期，铁器在中原地区初步普及，渐取代过去的木、石、铜器；秦汉时，不仅中原地区基本实现“铁器化”，四周边远地区也先后实现此进程所谓“铁器化”，是说生产工具、兵器装备、日用器具等基本由铁制成。秦汉时代铁器的发展进程表明，以生产工具的全面铁器化、兵器武备的基本铁器化和日常器具的初步铁器化为标志，中原地区在西汉末年基本实现了铁器化，东汉时则是铁器化基本实现后铁器的继续发展。这是一个逐步推进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同社会生活领域的铁器化进程会有所差异，铁器化也不意味着其他质地的器物被完全取代。。生产工具的铁器化，使铁器的优质性能，如锋利、耐磨等，在生产中日渐显现。汉代人已充分认识到铁器的重要性，用当时人的话说，“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则用力少而得作多，农夫乐事劝功；用不具，则田畴荒，谷不殖，用力鲜，功自半。器便与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盐铁论·水旱》）《汉书·食货志》更直白说道，“铁，田农之本。”铁器之功用若此，故有“死士”说法，“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死士用则仇雠灭，仇雠灭则田野辟，田野辟而五谷熟。”（《盐铁论·禁耕》）就农具功能来说，用于起土、碎土的有、镢等，前者实即后世的锹，后者用途近于镐头。用于耕地的主要是犁。用于播种、中耕的有耧、锄等：耧主要用于播种，锄用于耘田除草。用于收获的有、镰等：用于掐禾穗，镰则将茎秆、禾穗一并收割。
畜力耕作技术未发明前，先民使用耒、、耜耕作；耒耕或耜耕起土阶段，因农具多由木、石制成，农业发展较为缓慢。春秋时，牛耕出现。先前无法实现的深耕，在此时也成为可能。深耕可提高耕地速度，提高单位亩产量，还可减轻虫、旱之灾。牛耕虽先进，其推广缓慢；直到西汉，牛耕仍未完全取代耒耕。武帝末，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人牛耕，牛耕在关中及黄河下游地区获得推广；东汉时，牛耕在关中、山东经济区基本普及，并呈扩散状向北、西、南推广。赵过的牛耕法，亦称耦犁，即二牛三人之法。二牛一人的犁耕法，较二牛三人的耦犁，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但文献中记载不多。汉朝廷比较重视牛耕的推广，对所徙民、屯田民或“假与犁、牛”（《汉书·平帝纪》）。东汉时“牛疫”也开始被载入史册。一些地方官吏（主要是循吏），如龚遂、王景、任延等人，比较注意推广牛耕。比如，王景任庐江太守，当地“百姓不知牛耕”（《后汉书·循吏传》），王景于是教用犁耕，土地开垦、境内丰给。
兴建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关键。战国末年，秦用韩国水工郑国兴建水利，在关中开渠以沟通泾、洛二水，渠长三百余里；渠成后，引淤浊之水灌溉盐碱地四万余顷，土壤得以改良，皆为良田，“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汉代，水利事业较为发达。武帝时，关中开凿了许多渠道，形成一水利灌溉网，有漕渠、白渠、龙首渠、六辅渠等。京畿以外地区，也有不少水利工程。当时，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等郡，引黄河水及川谷之水，汝南、九江引淮水，东海郡引钜定泽水，泰山郡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史记·河渠书》）。东汉时，陂池灌溉工程也有所修建。汝南太守邓晨，“兴鸿陂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后汉书·邓晨传》）。后来，鲍昱继续修整，鸿陂水量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江南地区的水利兴建，以镜湖为著名。顺帝时，会稽太守马臻修治镜湖，周围筑塘三百余里，灌溉田地九千多顷，旱涝保收，所以无凶年。
除工具改进、水利兴建等外，先进的耕作技术尤为重要，此处就“代田法”略作叙述。在代田法推广前，普遍采用缦田制：在翻整但不分畎垅的土地上，以撒播法的形式抛散下种。缦田因撒播不均而易使幼苗密集丛生，无法保证作物通风及获取充足阳光，而且也加重了中耕、除草的劳动任务。武帝末，赵过在推广牛耕的同时，亦据“古法”推广代田。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代田法的技术要点是：第一，把土地开成深、广各一尺的沟（畎），沟旁堆成高、广各一尺的垅。一亩之地（广一步，长二百四十步），开成三畎三垅。第二，在畎中播种，苗长出后要锄草，用垅上的土培植苗根；盛夏垅土用尽，畎垅培平，作物的根深且固，耐风、旱。第三，畎、垅位置每年互相调换，轮流种植，以恢复地力。代田法与牛耕制相配合，在长安附近试验之结果，亩产量要超缦田一斛以上，有的甚至是二斛。代田法很快就推广开来，“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汉书·食货志》）。新发现的三杨庄汉代村落遗址中刘海旺、张履鹏：《国内首次发现汉代村落遗址简介》，《古今农业》2008年第3期。，有清晰的、高低相间的田垄遗迹，可见证代田法在全国之推广情况。
秦汉时代的手工业发展，不论是生产规模，还是技术水平，都超过前代。在众多手工业部门中，冶铸、纺织、煮盐等，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当时，官营作坊的劳动者，主要是刑徒、官奴婢及少数佣工；私营作坊主要是佣工、僮仆，他们之中很多来自逃亡农民。
秦汉时的冶铸，以冶铁、冶铜为知名，规模较大。《盐铁论·复古》说道，豪强大家聚众采铁石、鼓铸，“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秦汉时的冶铁遗址，迄今已发现五十余处，分布于广阔的区域内，今河南境内尤多。除少数是战国延续至汉代的遗址外，大多数是汉代遗存。冶铁中的筑炉、鼓风技术，在汉代也有长足的进步，领先欧洲地区达千年之久；冶铁中的铸造等技术，多已达到古代中国冶铁水平之巅，后来之冶铸水平少有突破汉代者。在汉代冶铁业迅速发展之同时，铁器在社会中的使用日渐普遍；生产工具、兵器装备、日常用具等，在汉代相继实现“铁器化”。进入铁器时代后，青铜工业走向衰落，但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汉代，铜的产地有丹阳及西南地区的越、益州等郡。此时的采铜、冶铜，除用于铜器制造外，主要用于铸造货币。铜器所制诸器物中，最著名的当属铜镜。
新石器时代晚期，养蚕织丝就出现于南北各地。战国、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流域、长江流域的纺织生产技术，从较低水平飞跃到当时前所未有的先进水平。高水平丝织物的出现，与织机的演变、技术的提升大有关系。此时的纺织业，有丝、麻、毛织之别，而丝织又是最具特色。古代中国“丝国”称谓之由来，中西交往以“丝绸之路”为代称，无一不源于丝织。就丝织产地来说，有关中、齐鲁、兖豫、成都等地。西汉时，长安城内设有东、西织室，专为皇室服务，织造高级织品。齐鲁蚕桑发达，“号为冠带衣履天下”（《汉书·地理志》）。西汉时，在全国设服官二处，一处即在临淄，名齐三服（春、冬、夏）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汉书·贡禹传》）。产品以刺绣为主，《论衡·程材》说道，“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兖豫丝织产地之中心在襄邑（今河南杞县）至睢阳（今河南商丘）一带，襄邑亦服官所在，以织锦为主，“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论衡·程材》）成都平原盛产蜀锦，“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后汉书·公孙述传》）。长江下游的长沙等地，亦产丝织，马王堆汉墓所见丝织品，从品种、数量到质地、工艺，无不显现出楚地之丝织水平。
被称为“食肴之将”（《汉书·食货志》）、“食之急者”（《后汉书·朱晖传》）的盐，是各阶层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之物。昭帝时，以盐、铁为名的激烈大辩论，更显现出盐之重要性。战国以来，盐业一直是手工业的重要部门，私人煮盐业的发展尤为突出。武帝时，东郭咸阳为“齐之大煮盐”，“致生累千金”。当时的盐，依其来源不同，有池盐、海盐、井盐、岩盐等之别。池盐主要产于河东安邑盐池（今山西运城解池），由于此处卤水中含盐量大、味苦，不经煎煮而径以日光曝晒而成。海盐是煮海水而成，主要产于沿海地域。盐、铁官营后，于全国设置盐官，多数集中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沿海。煮盐的用具名牢盆，由政府提供，募人煮盐，产品由官府收购、发卖。司马迁的时代，有“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史记·货殖列传》）的提法。井盐是从盐井中汲卤水煮成，是巴蜀的特产。岩盐又名石盐，即《神农本草经》之戎盐、胡盐，因产于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故名，系盐湖天然结晶形成的盐。
春秋之前，有“工商食官”制度：手工业者、商贾多隶属并服务于官府、贵族，并从他们那里领取生活资料。春秋以来，由于农业、手工业的迅速发展，流入市场的产品数量也渐多，工商食官制已无法适应形势需要，民间独立的工商业阶层应运而生，并成为新时期经济发展之重要标志。秦汉时代，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空前繁盛起来。
商品交易的场所为市，是一较为封闭的空间。集市或市场多有墙垣圈围，墙垣之四面居中各有一门。市门内大路纵横相交，市中心建有市楼，或称旗亭、市亭，是市场管理人员的驻所，或于市楼“俯察百隧”，亦即监督市场之交易；楼上或悬鼓，按时击鼓以开、闭市。维持正常的贸易秩序，收税，是市政官吏的重要职能。规模大的市，市租相当可观。市场内，货物需要分类摆放，在列肆中进行交易；列肆中的房舍名廛，列肆间的通道称隧。此即文献所说之“货别隧分”（《后汉书·班固传》）。商人入市从事交易，需在官府登记，列入市籍。市内交易以生活用品为主，有牲畜、谷物、水产、絮帛等类；或卖经书、传记等典籍，王充家贫，“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后汉书·王充传》）。一般来说，市之规模与发展水平，多取决于经济、政治地位。都城所在之市最盛，郡县治所之市次之，乡里之市又次之。
以市的发展为基础，商业都会也渐涌现。秦汉时的都会，或是都城所在，或是郡县治所，或地处交通干线。从全国范围看，长安、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是当时最重要的都会。长安、洛阳先后为都城所在，人口密集，商业繁荣，是当时的国际性都会。临淄为东方第一都会，战国纵横家夸张说道，“临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史记·列传》）；西汉时，临淄设有铁官、服官，有“市租千金”之说（《史记·齐悼惠王世家》）。邯郸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又为冶铁中心，是河北平原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宛是邯郸之外的另一冶铁中心，设有工官、铁官，地处关中、河洛、江淮交通之冲。成都为西南一大都会，以蜀锦闻名，漆器等制造业亦甚可观。地方性都会，如沟通江、淮的合肥、寿春，济、泗二水交汇处的定陶，因地理位置重要而成一方商业中心。
商人是商业发展的灵魂人物。古代有行商坐贾之分：运货贩卖为“商”，囤积坐售为“贾”。后来商贾渐无别，均成商人之称谓。商虽为“四民”（士、农、工、商）之一，但在以农业为本的社会中，其社会地位低于其他阶层；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使商贾地位更低。典籍中罕见商人的记载，即使有，也多以奸诈面貌出现，对之肯定者少，贬抑者居多。战国、秦汉的商人，多工、商业兼营，赖《史记·货殖列传》，方为今人所知晓。就知名者而言，蜀之卓氏、程郑，南阳孔氏，鲁之曹邴氏，周之师史……这些人无爵邑、俸禄，亦非弄法犯奸而富，不过是“与时俯仰，获其赢利”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