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温 一个被人们误读了千年的血性真英雄

桓温 一个被人们误读了千年的血性真英雄

  皇帝的女婿,公主的老公,这样的骄人地位,足以让东晋朝的每一个人艳羡不已。但桓温的成功,靠的绝不仅仅是这个。皇帝女儿多,女婿也多,能成器的却并不多。如果皇帝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晋书》),最多也就是皇宫内多豢养了一个庸才。给个官职,铁饭碗,吃穿不愁,落上一肚子好下水,但不会有什么作为。桓温靠的可是真功夫、真本事。灭成汉、三次北伐中原,这些都是响当当的大事。桓温有着骄人的政绩,有着征战疆场的威风。可以说,桓温最后一手遮天的显赫的地位,是与他的赫赫战功成正比的。

  话又说回来,桓温能成为晋明帝的女婿,其实也不是偶然的。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毕竟不是谁都可以当皇帝的女婿不是?没点过人的本事,皇帝能瞧得上?而且当时的桓氏家族,地位并不像后来那么显赫。桓温的父亲桓彝,当时不过是个小小的宣城太守,实在是太普通了。桓温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相貌堂堂是其中一方面。他“姿貌甚伟”、“眼如紫石棱,须作猥毛磔”。是个招女人喜欢的纯爷们类型,符合做驸马的外在条件。当然这不是主要的,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找个帅哥还不容易?更为重要的是,桓温自小“有奇骨”,当时左长史温峤称其为“真英物也”,断定他将来是个人才。后来一度为相的刘惔也曾赞叹桓温,说“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晋书》)。意思是当年的孙权司马懿跟他比,都要略逊一筹。这样的人成为皇帝驸马,也在情理之中。

  桓温在历史上是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有争议,不是因为他的驸马身份,也不是他卓著的武功建树,而是他被后世指摘有篡逆之心。在路卫兵看来,其实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证据也不是很充分。因为这些言论都是来自皇宫内部,是东晋当朝的那些人的思想,老百姓才不管你这事呢。即便到了老百姓说三道四的地步,那也是从朝里传递出来的信息。换句话说,这是政治争斗的产物,自然有着不靠谱的一面。事实上,桓温在世时,并没有这方面的传言记载。只是当时桓温威振内外,简文帝“常惧废黜”(《资治通鉴》),害怕被桓温给废了。篡位是自己当皇上,桓温有野心,有专权之意,这个我不否认,但和篡逆还离得很远。简文帝本来就是桓温废掉司马奕后立的傀儡,即便废了他,桓温也不一定会自己当皇帝。

  直接在公开场合说桓温想谋反的,是权臣司马道子,不过他也是在桓温死后说的。一次宴席上,司马道子酒酣耳热之际,当着众人的面,对桓温的儿子桓玄说,“桓温晚途欲作贼,云何”?你爹死前想作乱犯上,是这么回事吗?这不过是一句醉话,并没有什么实际根据。况且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种假设。当时长史谢重就反驳司马道子,说“纷纭之议,宜裁之听览”。对那些猜疑的言论,您应该有所辨别。司马道子连说“侬知侬知”(《晋书》)。知道你还乱说!不知是何居心。

  而司马道子说桓温要作乱,他也没好到哪去。孝武帝司马曜在位时(桓温在司马曜继位的第二年就死了),司马道子与他“酣歌为务”,并“窃弄其权”。把人家司马曜架空了,自己专擅朝政,干的也是桓温曾经干过的事,他怎么不说自己有谋篡之意呢?况且他“官以贿迁,政刑谬乱”(《晋书》)。搞得朝廷乌烟瘴气,政绩比桓温差远了。说桓温有篡位之心,还有一个客观上的事实,就是后来桓玄的谋反。然而,儿子反叛,不能算在当爹的头上。况且,那时桓温已经死了30年了。

  桓温在路过王敦的坟前时,说“可人,可人”!也被当做有篡逆之心的证据。其逻辑理论也很可笑:因为王敦曾经作乱,桓温夸王敦,那么桓温自己一定是想效法王敦。这不过是妄加揣测而已。事实上,桓温心里并瞧不起王敦。桓温有自己的偶像,就是当年的名将刘琨,和祖逖一起闻鸡起舞的那位,后来做到并州刺史,在北方对抗匈奴刘渊。但有人偏偏将桓温比作王敦。按说王敦在身份上比刘琨显贵多了,他是琅琊王氏中的佼佼者,大司马王导的从兄,晋封汉安侯,掌管长江中上游的全部兵马,当时权倾朝野,无人能出其左右。然而桓温对这种类比却“意甚不平”(《晋书》),心里并不高兴。因为他欣赏的是刘琨那样的真英雄。

  有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一点。桓温北伐时,遇到一个曾跟随过刘琨的歌伎,对桓温说,“公甚似刘司空”。你长得忒像我们那刘琨老爷啦。桓温听后很是受用,舒坦。于是进屋好好收拾了收拾,拢拢头发擦擦皮鞋正正领带啥的,回头再让那歌伎看,准备等着好一顿的夸。不想那歌伎却说,“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合着哪长的都不像。桓温一下很受刺激,帽子一甩衣服一扔,“褫冠解带”,昏然而睡。“不怡者数日”(《晋书》),闷闷不乐了好几天。

  唯一最有力的证据,是桓温自己说过的一句后世传为经典的话,“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成为桓温想篡位的佐证。然而,单凭这句话,就说桓温蓄意谋反,也太过武断。不知桓温说的这句话惹着谁了,在路卫兵看来,这不过是桓温人生的一种规划而已。虽说话说得有些偏激,表现的大起大落,那也只不过是太想出人头地的一种锋芒毕露。与曹操“宁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相比差远了。况且他说这话没有对不起谁,只是在和自己较劲。就像现在一些立志创业的大学生,临走前对父母说,混不出个人样,俺就不会来了。成色上差不了很多。

  况且桓温此话的重点,应该是在“流芳百世”上,而不是人们所注意的“遗臭万年”。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能流芳百世,桓温绝不会选择遗臭万年。也就是说,后者是为了强调前者的,并不是桓温要实现的终极目标。即便遗臭万年是侧重点,是不是就说明桓温想篡位呢?也很难说。真想篡位的人,谁会把话挂在嘴边呢?刘裕倒是没说过这话,结果最后代晋建宋。两相对比,此话只能说明桓温有很重的功利之心,说明不了别的。功利心谁没有呢?最起码当时东晋朝中的大臣们谁都有,否则干嘛不像陶渊明那样,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呢!最重要的,桓温毕竟没有形成篡位的事实。退一万步讲,他最多也只能叫篡位嫌疑人。

  桓温此话不但不能成为其篡逆的证据,反而让我们看到其可敬的一面:那种豪气干云的血性。其实,桓温也的确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豪爽有风概”,感性多于理性。桓温自小便血气方刚,是个有仇必报的人。苏俊作乱时,桓温的父亲桓彝被叛军杀害,桓温“枕戈泣血,志在复仇”(《晋书》),最后终于手刃仇人之子。那时他刚刚十八岁。桓温的血性,在路卫兵看来,还充分体现在他的感性上。桓温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而且非常懂孝道。桓温母亲病死,他“上疏解职,欲送葬宛陵(今安徽宣州)”。请求辞职给母亲送葬,是典型的孝子。申请辞职,也充分说明桓温的权力欲望并不是很强。桓温第一次北伐,走到自己做狼牙太守时的故地,看到以前种的柳树“皆已十围”,不禁感慨顿生,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折下树枝把玩,“泫然流涕”。其性情可见一斑。桓温不但孝,而且忠。打败姚襄,进入金墉城后,桓温“谒先帝诸陵,陵被侵毁者皆缮复之”(《晋书》)。其对晋室的衷心可见一斑。

  桓温后来把持朝政,而且行兴废之事,人们敢怒不敢言、意见很大,这是事实。但当时朝廷是怎么对待人家桓温的呢?北伐,是东晋朝臣建功立业的载体,也是凝聚人心的旗帜。然而桓温屡次上书北伐,都未获批准。其实朝廷是怕桓温功高盖主,不好驾驭,所以先派了个殷浩代替他北伐。可巧,殷浩又是个不中用的人,“经涉数年,屡战屡败”(《晋书》)。仗没打赢,战争的消耗靡费却很多,很伤东晋士气。朝中上下也因此对殷浩很是不满。桓温于是趁机参了殷浩一本,朝廷这才不得不派桓温挂帅出征。自此,桓温才大权在握,开始了他的三次北伐之旅。

  桓温收复河南后,曾上表要求朝廷“移都洛阳”。结果人家根本不听, “表疏十余上”(《晋书》)依然不准。作为一名武将,桓温有着光复中原的雄心壮志,怎奈报国无门,总是遭到百般阻挠,行兴废之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谁不想找个听话点的傀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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