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功升进制度之起 始，当溯源于秦国军功爵制。秦军功爵制始于变法，后来逐渐定型为二十等爵。原则上平民立有战功即可得爵，有爵位则享有种种待遇，比如占有田宅、减刑赎 罪、减免徭役等，有爵者才有资格入仕为官。“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宗室成员如无军功，会被除去宗室籍。西汉初，爵位 高低是授田宅的依据，官吏也主要来源于军功阶层。秦及汉初的这种尚功精神，深深渗透于官僚体制之中，以军功、事功等为依托的选举也有了法律依据。与居延简 所见《功令》残简不同，张家山三三六号汉墓《功令》简，篇幅宏大、内容丰富，主要涉及西汉初戍边杀敌立功的具体记功方式、详细规定以及官序的递补序列荆州 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92年第9期。；《功令》还明确规定，考核和计算官吏功劳必须是从其为汉朝效力开始，这是 针对汉初政治情势而提出的规定。有了这种法律依托，史书常见的“功次”、“积劳”等，构成了朝廷选用官吏的基本依据。史书中常见的“功次补天水司马” （《汉书·冯奉世传》）、“以刀笔吏积劳，迁为御史”（《汉书·酷吏传》）等记载，恰可印证“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汉书·传》）、“累日以取 贵，积久以致官”（《汉书·董仲舒传》）等话语。官员累积的功劳详细记于功劳簿上，这在当时称“伐阅”。功绩、勤务的计算有着细密的制度规定，汉简功劳文 书中常见“功”、“劳”等记载；“功”与“劳”之间存在折算关系，积四岁劳为一功。积功劳的结果，便是据此升迁。尹湾汉简中“以功迁”所占比重竟高达五分 之三以上，可见以累积劳绩时间而升迁职务，是汉代（特别是西汉）选官的基本制度；依靠年资出任长官、佐官，未必有真实才干，故宣帝时就有人指出“积功治 人，亡益于民”（《汉书·王吉传》）。
察举制度。文帝时，曾两次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是为特科察举之始。武帝之初，董仲舒 在举贤良对策中曾提出贡举建议。元光元年（前134），武帝下诏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自此，郡国岁举孝廉之制确立下来。为厉行察举制，武帝规定二千石官如不 举孝，以不敬之罪论处；不举廉，则为不胜任而免官。察举的科目很多，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明经、明法、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这其中有特科， 也有岁举或岁科。特科是不定期举行的察举，岁科是每年都要进行。特科中，贤良文学或贤良方正，需经过皇帝策问，根据对策确定等级、授官；另一类特科，用来 选拔特殊人才，如明经、明法、能治河者等，毋需对策。岁科中最主要的，一是孝廉，二是茂才。武帝时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此后孝、廉合为一科，郡国各举孝廉 两人，和帝时规定每20万人举一人。一般来说，举孝者多是通晓经术的儒生，察廉者多为州郡县属吏。两汉岁举孝廉约在200人以上。孝廉由郡国推举，经朝廷 甄选合格，正式承认为孝廉，补郎吏。这些任郎吏的孝廉经三五年历练，任职于朝廷为尚书郎、谒者等官，任职地方则为县令长、丞、尉等官。茂才西汉时称秀才， 本是特科；东汉时为避刘秀名讳而更名茂才，岁举。举主为刺史、三公、光禄勋、监察御史、司隶校尉等。茂才人数较少，在20人左右。与孝廉来源于吏、民不同 的是，茂才一般出自现任官，被举后直接任命为县令长等职。举茂才、孝廉是州郡属吏仕进的主要途径。察举制度作为较完备的仕进制度，为布衣贤士打开了入仕大 门，推动了德政教化在实践中的执行；还是科举制的前身或母体，对科举制的产生有着重要意义。
与察举制度紧密相关的，是一系列考试制 度。以察举制为例，察举中的孝廉、茂才，很长时间内主要是依赖举主的举荐。顺帝阳嘉年间（132~135），尚书令左雄建议改革察举，由三公府对孝廉进行 分科考试，“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公府考试后，尚书省还要复试。这样，察举程序就有州郡举荐、朝廷考试两个环节。察举中的贤良方正、文学等科，考试 方法有“对策”等：询问对策者以政事经义，对策者围绕提问进行对答，根据回答确定成绩高低，高第者才有机会受到重用。太学博士弟子考试经学，“一岁皆辄 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汉书·儒林传》）。博士弟子的考试方式，主要是射策：抽题作答。汉代名臣萧望之、翟方进等人，均 以射策甲科（考试分甲、乙、丙三科，射策者凭借实力取策）为郎。两汉对郡国举荐的明经，也以甲乙射策之科进行课试。尚书台、光禄勋主持从三署孝廉郎中选拔 尚书郎，考试内容是与文书制度密切相关的奏章。
所谓辟召制度，有皇帝征聘和公府州郡征聘两种。皇帝征聘是一种荣誉性的行为，被征聘者 一般不委以实际事务。比如，武帝时以安车蒲轮迎申公，章帝时以公车征淳于恭。通常所说的征聘，主要是指公府和地方郡县自行辟召掾属等属吏。西汉丞相、御史 大夫及诸卿，东汉的三公九卿，皆自辟人才为其属吏。公卿府皆分曹办事，各曹有掾、史、属等属官，或有数十百人之多。公卿府掾属的前途，要较郡县属吏为优， 被荐举的机会也多，较容易升任朝廷命官。郡国县道长官自辟属吏情况与公府辟召相类。这与后代选官权集中于中央吏部的情况大不相同。自辟属吏的考课均由其长 官负责。西汉时，郡县属吏以功次迁为朝廷命官途径是比较畅通的。据尹湾汉简所见，郡县属吏以功迁为朝廷命官的县长吏所占比重约为43?56%廖伯源：《汉 代仕进制度新考》，载氏著：《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按：因统计标准有异，故功迁者的比 重，不同学者会有所差异，但其重要性则无异议。。东汉时情况有所变化，地方属吏要进入朝廷，或要通过公府辟召，或是要被察举孝廉。所谓任子制度，是指二千 石以上（实际并不限于二千石以上）官吏任职满三年，就可以荫任子弟一人为郎，外戚及其他亲友关系（如宗室）也可除郎。外戚任郎虽见于西汉，到东汉之时尤为 突出：外戚执政者，如窦宪、邓骘、梁商、窦武、何进等，均出身于郎吏。与任子性质相近者，是赀选，即赀财满五百万方可除为郎。任子为郎、赀选为郎，或凭借 身份功荫，或凭借财产入仕，所选拔者未必贤能，“率多骄骜，不通古今”。哀帝时，废除任子令，虽又旋复，但吏二千石以上任职三年必能任子之规定从此废除。 东汉时，三公似多能任子弟为郎，不过多在死后，且由朝廷酌情拜授。
官吏任命之初，要经过一定试用期。试用期一般为一年，称职者才正式 任官，不称职者或调、或降、或罢归原职。官吏一旦任职，就要接受考课。官吏考课方面，存在着一套严谨的制度，除上面提及的监察制度外，还有上计制度。秦汉 时的上计制度，大体延续战国上计之制。“上”是上报、呈报的意思，“计”就是“计簿”：统计的簿册。一般来说，上计有两级制之分：郡国上计于朝廷，县道上 计于郡国。州行政程度渐深后，刺史也上计于朝廷。两汉时期，每年冬有一小考绩，每三年有一大考绩。每年年终，地方长吏上计一次，计簿以一年治绩为主，包括 户口、税收、垦田、缉捕盗贼等，概凡地方行政之方方面面均入计簿。上计人员随时间变化而有所不同：西汉时，县道上计于郡国，由令长等官吏自行；郡国上计于 中央，由郡丞长史代行。东汉时，县道上计于郡国，遣丞尉以下即可，令长不必自行；郡国上计于中央，遣地位较高的掾史（称为计掾、计史或计佐等）奉计簿于朝 廷。中央治计机关为丞相府，御史大夫负责按察虚实；东汉时为三公府之司徒府，尚书有时也受计。三年一次的大课，事关重大，皇帝常亲自受计，丞相负责具体的 考课定级。考课分为九等，第七、八、九等为下第，称为“殿”；第一、二、三等为上第，又称高第，称为“最”。根据考课级别，决定赏罚升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