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外戚、宦官“阴魂不散”

>   外戚宦官政治是西汉王朝的两大隐患,并最终葬送了刘氏政权。时光进入东汉,外戚专权、宦官干政仍然是大汉朝廷的两大政治危机,真是 “阴魂不散”,紧紧相随,纠缠不去。刘秀建立东汉,宣称是西汉的中兴,但他没有能力采取行动以防止外戚宦官政治复活,反而走来走去,仍然走到了这座独木桥 上,甚至有变本加厉之势,更为甚嚣尘上。外戚宦官之争是东汉政坛的一大特色,也是造成其迅速由盛转衰、最终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东汉朝廷的执政人物,除了 表面上的最高统治者皇帝,除了地方的豪强地主,也就是外戚宦官和士大夫。前者是古老力量,后两者是新兴力量。这三种人物互相斗争,构成了东汉王朝的全部宫 廷政治史。
  根据柏杨的分析,皇帝能力强的时候,外戚宦官是一种助力;皇帝能力弱的时候,他们就自然成了政权的接班人。东汉前期,亦即光武帝、明帝、章帝时,皇帝本人能控制国家的政治权力,外戚与宦官便无用武之地,被压抑得难以出头,似乎销声匿迹了一般。但一进入东汉中期,章帝死后,和 帝刘肇继位(公元88-公元105年在位),此后到殇帝刘隆(公元106年)、安帝刘祜(公元107—公元125年)、顺帝刘保(公元126—公元144 年)、冲帝刘炳(公元145年)、质帝刘缵(公元146年)、桓帝刘志(公元147—公元167年)、灵帝刘弘(公元168—公元189年)、少帝刘辩 (公元189年)、献帝(公元189—公元220年),一直都是外戚、宦官轮流把持着国家最高权力,交替专政,相互倾轧,使朝政陷入极端的黑暗和混乱之 中。外戚与宦官是专制主义皇权的左右手,是寄生在皇权肌体上的一对毒瘤。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最根本的还是权力争夺。东汉中后期外 戚、宦官政治之所以这么严重,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此时太子多年幼即位(整个东汉,除了开国天子光武帝刘秀和他的儿子明帝刘庄是成年人践祚外,其他皇帝, 屁股坐上宝座时,最大的也只不过弱冠18岁,最小的是还抱在怀里喂奶的襁褓,如和帝是10岁、殇帝是3个月、安帝是13岁;而且除了献帝外,其他没有一个 活到40岁,殇、少、冲、质四帝甚至还没有机会庆祝自己的10岁生日),年轻的太后临朝,在学派意识形态和多妻的宫廷制度下,她不便接触男性大臣,就 不得不重用她娘家的父兄来协助处理政事,这就为外戚窃取大权创造了机会,同时这新寡太后才是外戚集团里的“大姐大”;外戚自恃亲贵,骄横擅权,无视幼主, 朝中大臣均仰承其鼻息行事;及至皇帝成年懂事,不甘外戚胁持,为把大权夺回到自己手中,就结纳在身边的心腹宦官,发动政变,除掉外戚;皇帝亲政后,自然重 用夺权有功的宦官,于是又演变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可是前一皇帝死后,宦官身份卑贱不能辅政,立了新皇帝(因为皇帝幼小是外戚政治的唯一基础,所以外戚自己 也尽量排斥年纪较长的继承人),接着又有新外戚上台。这种围绕皇权争夺而出现的外戚、宦官起伏交替专政,就成了东汉政坛的主要特征。外戚宦官挟持幼帝,独 裁专横,大肆搜刮,徇私枉法,党同伐异,导致统治日趋腐朽,政府“仓帑为虚”。
  在东汉,外戚一般都是功臣宿将、名门大族,他们是豪强 地主上层的代表。东汉的外戚,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明帝的马皇后,是大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和帝时为太后),是大功臣窦融的曾孙 女,桓帝的窦皇后(灵帝时为太后),也是该窦氏的后裔;和帝的邓皇后(殇帝、安帝时为太后),是功臣的孙女;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这四大 家族,集功臣与外戚于一身,势力非常强大。除了马皇后一门能自我谦抑以外,其余几家都是专横跋扈,显赫一时;周而复始,反复循环。顺、冲、质、桓四帝时, 外戚梁冀专政近20年,财富积累达30亿,堪称当时世界首富。质帝刘缵有一次在朝堂之上,当着梁冀的面,对文武百官说:“真是个跋扈将军!”就因为这句 话,堂堂皇帝竟被独裁者梁冀所残忍毒杀,可他不过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而已。此外,少帝时的何太后一家(其兄何进专权,与杀宦官蹇硕,后又为宦官张让、 段硅所杀)、献帝时的伏皇后一家(其父伏完曾密谋反,为后者所杀),也曾有过短时的重大举动。而长期的世家大族执政,还形成了具有垄断性的门阀政治和 特权阶层。
  这个长时期的外戚宦官斗争,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从和帝到桓帝初是第一个阶段,外戚占优势;此后是第二个阶段,宦官先占优 势,但最后却彻底失败。在第一阶段,外戚宦官有四次显著的大斗争:第一次是公元92年宦官郑众协助和帝同外戚窦宪窦太后之兄,打败匈奴的那位)的斗争; 这是斗争的第一个回合,窦宪被杀,宦官胜利,郑众因功封侯,他们在政治上的弄权也就从此刻开始,这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宦官时代;第二 次是安帝和宦官同外戚邓氏的斗争,李闰、江京逼邓太后之兄自杀;第三次是顺帝和宦官孙程、王康等杀外戚阎显(阎太后之兄);第四次是公元159年桓帝和宦 官单超等同外戚梁冀(顺帝妻梁皇后的兄弟、冲帝的舅父)的斗争,梁冀终于被诛。
  桓帝以后,宦官在政治上占优势。桓、灵帝时期,政治也 更加腐败,甚至公开卖官鬻爵。桓帝既然得到单超、唐衡、徐璜、左棺、具爱这5个宦官的大力帮助,消灭了大独裁者梁冀,收回了皇帝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君 臣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发展到类似于黑社会里的弟兄),当然要感激他们5人,于是同日封侯(此5人为一等侯爵,参与行动的另8个宦官则为二等侯爵),宦官仗 着与陛下的“咬臂之盟”,在政治上的权力大大增长。这一时期的外戚、宦官斗争,又增加了太学生、士大夫等知识分子反对宦官的新内容。他们反对宦官,主要是 反对后者大肆弄权,因而造成政治上的黑暗,要求改革现状,改善朝政;如和帝时的郅寿、乐恢,安帝时的杜根、杨震,顺帝时的张纲、朱穆、皇甫规,桓帝时的李 膺,灵帝时的陈蕃等。他们得到了朝臣和外戚的热烈支持。因此,官僚、外戚、太学生(士大夫)又组成了反宦官的联合战线,出现了品评时局、不满权阉的清议 派。官僚豪强和太学生反宦官的斗争日趋激烈;宦官也对他们发动反击,诬蔑他们是想推翻朝廷、图谋不轨的党人,把他们逮捕、打杀、下狱,或禁锢终身永不作 官,历史上称作“党锢之祸”(下文我们再详细讲解)。尽管宦官在这一时期很得势,但他们毕竟只是皇帝的奴才,“先得月”,有皇权才有他们的权,皇 权一衰落,他们的权也就完了。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被镇压,刘氏政权得到苟延残喘;但是中央皇权已被削弱,地方世家豪族势力更加强大。宦官想,借皇权 欺压世家豪族这招也就不灵了。
  公元189年,中原豪强、禁卫军官袁绍(他也算一介文士;与曹操一样,按照黄仁宇的说法,他们都是“以 学阀而变为军阀”,“文士自卫成了武将”,正是这类人最终改变了刘汉的江山)发兵洛阳,不分青红皂白,大肆屠戮,将宫中宦官2000多人全部诛杀,血染高 墙,尸堆大殿,便彻底结束了东汉后期数十年宦官擅权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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