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得了性病不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写入诗文大事宣扬。今天中国文化界以暴露无耻为卖点，如出一辙。汉语中“裤裆”一词来自满语，也就是东北话的“卡布裆”，中国明朝以前的小说提到那个地方都是说“胯下之物”，裤裆的叫法是后来才流行的。说到“胯下之物”，可不简单，它是会要人老命的。明朝的屠隆就是一例，然而，这也是中国古代文人中唯一的一例。
明朝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汤显祖写了一组七绝，共十首，寄给他的好友，当时处在病中的屠隆。汤显祖的这组诗题名为《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所谓“情寄之疡”，即为当时“梅毒”的雅称。你把感情寄托到了婊子身上，婊子也就将梅毒螺旋体转移到你身上。这位死于性病的才子，其出格的风流水平，你说，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吗？
在今天，汤比屠的名声大得多。可在万历年间，屠隆的声名，要比汤显祖响亮一些;屠的戏剧，也要比汤的卖座一些。因为屠隆不光写戏，还会演戏，家里蓄有戏班，花钱聘着名角，还时不时地粉墨登场，客串红毡，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而且，屠比汤要风流倜傥多了，自然追星族也要多些。
像屠隆这样的才子，引娼挟妓，眠花宿柳，平康冶游，招蜂惹蝶，弄出一身病来，是不必大惊小怪的。然而，得了性病，多少有点中奖的荣耀感，实在是匪夷所思。在今天说来，某位作家从三陪小姐那里染上淋病白浊，顶多从电线杆子上贴的小广告，找江湖郎中私下治闻，绝不愿意大事张扬。无论如何，这是不大名誉的事情。可在明朝，却视作风流，不但不感到难为情，不觉得是件多么难以启口的话题，还要堂而皇之写进诗文里的。
汤显祖，这位与莎士比亚同年死去的剧作家，就认为这是风流，不是丑恶。对每个人来说，裤裆里存的那点积蓄是人生来就有的，死也将带走的。与人体的其他器官一样，心、肝、脾、肺、肾都是一种文化，都能以文字的方式书写出来而作为是研究的对象、或公开讨论的课题。这本来好像没什么，比如明朝的汤显祖，就觉得没什么，可以公开写诗评论。但偏巧就这裤裆里的东西就必须藏着掩着，对它的功用更是不能提之，提出来即为可耻的，即为下流和卑鄙的，好象本没有干什么事却赋予了已经干了什么事的涵义。这本来好像也是对的，但很多人却不管，堂而皇之的公开，不仅不掩藏，而且公开的添油加醋。遮羞布就是用来遮那“胯下之物”的，如果，连遮羞布都不要了，后果会是怎样的呢？屠隆的情况，至少因为其是个才子，一个风靡一时的剧作家。
历史性现象。自然，上述种种道德状态便成为一种普遍的历史性的道德状态。生存自私泯灭良知和人格尊严，它鼓励人不择手段地活着，客观上表现为对他人命运的漠不关心，甚至不管他人之死活。“达则专政天下，兼济亲友;穷则独骟其身，没事偷着乐”。
屠隆尚是为了一己的自私，为了“卡布裆”的自私，对社会危害不大。因此，他不算多大的罪恶。现在的这些“裤裆文化”的推崇者，确是为了一己和团体的自私，就成了一锅汤里的那只老鼠，对社会危害极大。生存自私的的恶果首先是责任感的丧失，在这里，责任感完全是奢侈。生存自私还意味着对“缺德”事件能够“设身处地”地予以“理解”：当中国人说你“成熟”了，意味着你已经完成了“道德割礼”而“成年”了。这里没有对道德的尊重，更多是嘲笑或因道德自卑而攻击道德，然后是卑贱猥琐的贪婪。
因此，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文化，即使是“裤裆文化”，也不能去取悦人的感官，为自己谋取什么利益，它需要一种牺牲精神，时尚或者病态的叫喊，最是要不得。这种的“裤裆文化”并不是去建构什么，并不是存在着一种社会良知与道义，表现出来是苍白、无力，特别以欲望化姿态作为自己描写的契入点，对性爱的颠覆带着一种病态的反抗。许多话语在欲望的放逐、性本能的渲染、性经验的演示以及性交往的自由化大量展露中成为一种极端的个人化的渲泄物。人性在这里被梳理为最简单的生理满足。他们的观点也许就是谁放逐欲望，谁性暴露走到了前沿，谁最无耻也就谁最牛逼，当然也最赚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