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网上一些人说的不一样，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并不是文盲。
明末大儒黄道周在《博物典汇》卷20《四夷》一文中写道：
按照萨尔浒之战中被俘的朝鲜人李民的记述：
“闻胡将中惟‘红歹’仅识字云。”（李民《建州闻见录》）
李民的说法来自道听途说，不那么准确，起码创制满文的额尔德尼和噶盖，都是熟悉蒙古文和汉文的大臣，这一点，明人谈迁在《北游录》里就有佐证。
当然，由于“红歹”，也就是皇太极的汉文学自汉人龚正陆，朝鲜人的记载是：
（万历二十年）“俺差人杨大朝入虏中，见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龚正六（吴音同陆），年少客于辽东，被抢在其处，有子姓群妾，家产万金，老乙可赤（努尔哈赤的朝鲜称呼）号为师傅，方教老乙可赤儿子书，而老乙可赤极其厚待。虏中识字者，只有此人，而文理未尽通矣。”（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边疆小部落的小人物，大明朝廷是不关注的，但是这个龚正陆却是皇太极的启蒙老师，虽然说“文理未尽通”，教学生考不了状元，识文断字却应该错不了，而他平时还为努尔哈赤的弟弟、诸子讲《三国》、《水浒》，乃至历代故事，却实实在在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建州核心层开了眼界。
所以，努尔哈赤开启的统一东北诸部的战争，并不像他的先辈蒙哥帖木儿、王杲，只是部落对部落的征服，而是一场有规划、有组织的“革命”，也正因为如此，建州乃至后来的后金、清朝才能越打越强。
蒙古国现存的女性萨满，不过属于草原萨满文化圈，和清朝所属的森林萨满文化圈又有众多不同。
正如“创造”了蒙古民族的成吉思汗一样，努尔哈赤对诸部征服之后，进行了打破旧部落界限的重新编组，成吉思汗是编为“千户”，用旧将为“那颜”，再将千户封给诸子，而努尔哈赤是编为“牛录”，提拔“牛录额真”，再将牛录划入八旗，封给兄弟、诸子统带。
那么，打破部落界限的最重要一步是什么？
信仰。
努尔哈赤破哈达、辉发、叶赫、董鄂、乌拉等部时，兵马先破“堂色”（即堂子），“掠祖像神器于贝勒马前。”（富育光、孟慧英《满族的萨满教变迁》，《黑龙江民族丛刊》1988年第4期）
这个堂子里往往供奉着各个部落的祖先神，以及山川、名木、动物的神灵，毁弃其中一部分，吸纳其中一部分，类似于古罗马共和国征服强大民族之后将其供奉的神祗带回罗马供奉，是早期国家进行征服的重要手段。
这个集中供奉地，就是他自家的“堂子”，佛阿拉、赫图阿拉这两个旧都都有，一直保留到清朝灭亡后的实物则是沈阳的“堂子”，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就开始营建，天命十一年（1626年）五月落成，不过，努尔哈赤八月就病死在鸡堡，基本没用上。
到皇太极时代就比他父亲更进一步，在确认族名更改为“满洲”的第二年（崇德元年），他下令：
“凡官员庶民等，设立堂子致祭者，永行停止。”（《大清会典》）
也就是说，从今往后，整个“满洲”族群的祖宗和神仙，只许拜我家的，由我们一家子皇帝、亲王、贝勒，带着你拜。
不但如此，当年，他还规定：
“凡人祭神、还愿……宰杀牛马骡驴，永革不许……今后许绵羊、山羊、猪、鹅、鸡、鸭还愿祭神……母猪不许杀，若杀，卖者问应得之罪，仍赔猪入官。”（《清太宗实录稿本》）
崇德三年，宁塔海牛录下苏拜因三次拜神家财荡尽，经查问，苏拜夫妇判死罪，连累之人受贯穿耳鼻之刑，以及鞭笞。
可见，后金国家对于祭祀权力的干预之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