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两次东征

元朝建立后日本开始进入忽必烈视野
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初,与他的先辈一样, 无外之名必高于天下 的理念根深蒂固。但是此时的忽必烈并不知马蹄不及的大海外边还有一个日本近邻,这在他于中统元年(1260年)三月立朝当月给高丽的诏书中可以看出: 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尔国与宋耳。 在这里他用了 普天之下 一词,其中只提到了高丽和南宋,并未提日本。
后来让忽必烈知道日本国的有两个信息来源。一个是来元朝做生意和传教的欧洲商人和传教士,他们知道忽必烈喜欢听人讲述各地风土人情和远方异国的奇闻异事,这些欧洲人便投其所好,经常主动给他介绍他们了解的中国和外国的知识,以满足他的好奇心,以使自己在元朝做生意和传教能够顺利进行。这其中,他们反复提到了日本,在给忽必烈介绍日本时,他们说: (日本)这个岛面积很大,黄金产量极其丰富,该国皇帝的宫殿极其富丽堂皇,屋顶全是用金箔覆盖,宫殿的天花板也同样是用黄金做成,许多房屋内都摆有很厚的黄金小桌,窗户也用黄金装饰。 (《马可波罗游记》)
另一个信息来源是已经臣服的高丽,高丽人也主动介绍日本情况以讨好忽必烈。至元二年(1261年),一个叫赵彝的高丽人还建议: 日本国可通,择可奉使者。 意思是这个国家是可以到达的,宜派人出使宣谕。
自此,忽必烈知道了大海东边的日本,而且是那样的富有。在忽必烈眼中,蒙古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何况此时元朝帝国已经建立,如此周边小国,应该主动前来,或归附,或通好。而这时的 海国 日本,竟然 无一乘之使 前来,对自己不闻不问,毫无声息,成何体统。
忽必烈很不高兴,让日本归附的渴求一下强烈起来。
忽必烈试图以和平手段让日本臣服未能奏效
虽然蒙古人惯于使用武力、从不把任何民族放在眼里,但开始的时候,忽必烈并没有想对日本动武,而是希图通过派遣使者以和平手段让日本臣服。
至元三年(1266年)八月,忽必烈写好了一封措辞客气,但明显带有威胁和警告意味的国书: 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 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而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 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至用兵,夫执所好。王其图之,不宣。
然后选派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等人带国书,在高丽向导带领下出使日本。但是使者到了高丽巨济岛就因大风浪而返回,没能到达日本。
至元四年(1267年)六月,忽必烈再次派黑的出使高丽,严令高丽一定要把使臣送到日本。高丽国王考虑不必劳驾黑的亲自前往,便派其朝臣潘阜代替元朝使者传书。日本接书,认为元朝国书有无礼之处,决定不发回信。潘阜在日本滞留了五个多月,最后空手而回。
忽必烈不相信日本有这样的胆量敢于拒绝回答自己的诏书,决定再派黑的去日本。至元五年(1268年)一月,在潘阜陪同下,黑的到了日本的对马岛,日本人不许他们上岛,只收了元朝国书。国书送至日本大宰府,后又送至日本镰仓幕府。大宰府即天皇政府,镰仓幕府则是与天皇政府对抗的武家政权,是此时日本实际的政治中心。幕府首领北条时宗不同意回复国书。二月六日,幕府把国书传送京都,请后嵯峨天皇御览。皇廷经过商议,也决定 不回复 。潘阜在大宰府等了七个月,眼看又要空手而回,黑的他们只好伺机抓了两个日本岛民回来,算是交差。
至元八年(1271年)正月,忽必烈又拟了一份措辞强硬带有威胁性质的国书: 盖闻王者无外,高丽与朕既为一家,王国实为邻境,故尝弛信使修好,为疆场之吏抑而弗通。岂王亦因此辍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号知礼之国,王之君臣宁肯漫为弗思之事乎。如即发使,与之偕来,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王其审图之。 决定派外交家少中大夫秘书监赵良弼携此国书出使日本。
赵良弼八月至高丽,九月十九日经对马岛到达日本九州岛,结果被阻留于太宰府西守护所,不准赴京都面呈天皇。赵良弼最后以日本幕府断然拒绝归附元朝的结果而回。
至元九年(1272年),忽必烈再次派赵良弼出使日本。赵良弼于1272年春出发,于同年10月在九州岛东岸的今津町登陆。在日本期间,赵良弼一方面了解收集日本情况,一方面提出要求希望觐见日本天皇。他的要求被再次拒绝后,他发出了最后通牒,说是否给元朝回书,我只等你们两个月时间,否则后果自负。日本天皇对此强硬态度表示出模棱两可的意见,但镰仓幕府坚决拒绝任何妥协,甚至不惜准备与蒙古人一战,然后把赵良弼粗暴地驱逐出境。
赵良弼于至元九年(1272年)六月返回中国,向忽必烈报告了出使日本受到的羞辱。还介绍了他了解到的日本的防务情况和风土民情。这期间,忽必烈又让高丽国王出面,或派使或致书,劝说日本认清形势,归附元朝,但都无效。
自此,忽必烈希图以和平手段让日本臣服的举措都落空了。
不得已只有采取武力征伐之策
历时七年的外交努力彻底宣告失败。惯于使用武力、动辄讨伐的忽必烈感到受到了侮辱,此时他的忍耐已达极限,元日之间的战争也就不可避免。 还在赵良弼出使日本期间,忽必烈就已经派6000元军进入高丽,之后又征女真兵和水军万人以上,此时元军集结攻日兵力已达近20000人。又命高丽征兵5000余人。1274年1月,忽必烈对高丽下达了造船的命令,高丽征发民夫35000人,仅用10个月,就建造了大型船300艘,中型船300艘,补给水用的小型船300艘,合计共900艘,从而完成了他发动征日战争的最后准备。
日本人闻讯也不示弱,既然决定不回复元朝国书,也就开始做战争准备。年仅18岁的幕府执权北条时宗命令九州的御家人构筑阵地,积极备战。还命令驻守镰仓的御家人依次西下,以加固九州的警备。战争已一触即发。
至元十年(1273年)十月,忽必烈下令征伐战争开始。命都元帅忻都和右、左副元帅洪茶丘、刘复亨,以及高丽将领金方庆,率25000元军和900艘兵船从朝鲜的合浦出发,大举征日。十月五日至十四日,元军袭击日本的对马、壹岐两岛。对马和壹岐守军只出动百余骑迎战,被元军悉数消灭。
元军随后侵入松浦半岛沿海诸岛,日本武士伤亡数百人。十九日元军兵船驶进博多湾。此时日本已调集御家军人数万,从二十日上午开始迎击元军。但日本武士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因为日本传统的战法是:先发镝矢(一种射出去有尖厉叫声的箭)为号,然后一名武士出列,自报家门,接着叫阵格斗。元军战法却不管这些,每战必一哄而上,面对日军只顾射杀,然后合围,尽数歼之。再加元军作战时必击鼓鸣锣,常使日军战马惊跃狂奔,无法控制。
另外,元军还有日军没见过的火药武器,火炮一响,其爆炸的轰鸣和闪光往往使日本武士晕头转向,陷入混乱。元军的弓箭小而力大,能射逾百米,而日本的弓箭大而无力,射程极短。激战至晚,日军节节败退,被迫退却到大宰府附近。
高丽将领金方庆看到当时形势对元军有利,力主连夜攻取太宰府,保住阵地以待援军。都元帅忻都却否定了金方庆的意见,没有趁晚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巩固阵地,而是令20000余元军回到船上休息,等待明日再战。
没想到,时至半夜,突然台风来袭,狂风巨浪压向停泊海上的元军船舶。这些并不坚固的木船,一下或翻或互相撞毁竟达200余艘,元军落水淹死者愈万人。海浪又把溺死者不断抛上岸来,岸边尸体堆积如山。好不容易挨到天明,剩下的船只不得不返航高丽。这次元军东征,便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但元军已失败返航的消息传递很慢,元军已撤的消息日本国内还不知道。突受元军攻击并失利,日本全国仍在惊慌中,战败阴云仍然笼罩朝野,类似元朝军队已经沿着东海道席卷日本的传言四起。
日本于恐瞑中举国掀起了祈祷神佛保佑的活动,诵经声昼夜不休,希望神佛庇护,渡过劫难。达官贵人们惶恐间竟有浮舟海上,将此身交于上天的打算。他们还不知道,这时的元朝剩余军队早已返航了。后来得到消息,日本人这才欢呼雀跃,对神灵的庇护更是笃信,感谢也也更虔诚了。
元军虽然突然之间不见了,日本国平安了,但日本人却一时惊魂难定,感觉前途未卜,担心元军会卷 土 重来。于是日本举国上下掀起了祈祷运动,求神拜佛祈求保佑国家。龟山天皇还赶写了许多 异国降伏 的字条到处粘贴,并请高僧主持做法事,一连搞了七天七夜。军事领袖们也刺血写经,求佛法拯救。而这时的普通老百姓则见菩萨就磕头了。
就这样,这次元军远征,就以日本人不明不白的 胜利 ,元军不可理解的 失败 而告终。
日本杀元使激发忽必烈再次兴兵讨伐
元军都元帅忻都回到国内后,掩饰了遭风退败损失了一万多将士的实情,以 人其国败之 的战绩上报忽必烈。意思是他们登上了日本领土,三下两下就把日本人打败了,初战获胜,然后就班师回来了。忽必烈信以为真,认为日本人看来好收拾,这次教训了他们一下,肯定老实了。因此,他志得意满,于大赏征日有功将士的同时,趁热打铁,再次决定派使者赴日,协商日本归附之事。
这次忽必烈选派的是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和书状官董畏,又给日本写了一封国书让他们带上。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杜世忠一行出发至高丽,带上高丽向导于四月登日本至太宰府,八月到镰仓幕府。没想到幕府当权者北条时宗根本不把元朝和元使放在眼里,不但不接国书,还一不做、二不休,竟不顾后果地把杜世忠一行三十余人杀掉,并枭首示众。
这时的忽必烈开始忙于灭南宋的战争,已顾不得杜世忠出使日本的结果如何。四年后,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灭南宋,元统一中国。忽必烈这才重新想起为何杜世忠一行至今毫无消息之事。南宋降将范文虎见状,考虑宋朝原与日本有着较好的睦邻关系,可能日本会给他面子,便奏请忽必烈,希望以自己的名义写信并派人致日本政府,请求通好。忽必烈同意,范文虎的使者周福,在同年六月抵日,没想到周福八月即被日本人杀于大宰府。
忽必烈闻讯大怒,恰在此时,忽必烈得到消息,四年前他派的杜世忠那批使者早已被日本人杀害。忽必烈震怒不已,遂下定了再次武力东征日本的决心。当即令高丽王造舰900艘,并特设征日本中书省,任命阿刺罕为左丞相,范文虎、忻都、洪茶丘为右丞相,李庭、张拔都为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事,加封高丽王为中书左丞。战前部署和准备工作很快完成。
此次东征兵分两路,一路为东路军,由忻都、洪茶丘和金方庆统率,包括蒙古族军,汉族军和高丽军共40000人,战舰900艘,取道高丽,过对马海峡进攻日本。
另一路是江南军,主帅是元朝老将阿塔海,副帅是南宋降将范文虎。携江南军共10万人,战舰3500艘。由江南出发下海,直奔日本。但出兵之际,主帅阿塔海突患重病,暂不能出征,此路便由范文虎全权指挥。
两路元军由右丞相、名将阿剌罕任总指挥,并约定于同年六月十五日在日本壹岐岛会合。为长远计议,元军还准备了大量农具,计划登陆后屯田耕种。但元军两路大军缺乏配合,东路军也不等待江南军来到即独自冒进。 至元十八年(1281年)五月三日,东路军从合浦出航,开往巨济岛。二十一日登陆对马岛,受到日本守军坚决抵抗。二十六日,攻入壹岐岛,根据作战部署,应至此等候江南军会师。但忻都自恃有上次战争经验,又想夺头功,而无视壹岐岛会师规定,在对日本海防缺乏侦察与研究的情况下,贸然率军驶往博多湾。
六月六日,进入博多湾后,发现沿海滩头筑有石坝,难以登陆。忻都侦知志贺岛与能古岛防御薄弱,也无石坝,遂令舰队靠近志贺岛锚泊。从六月六日到十三日,东路军与日军在博多湾一带进行拉锯战。元军损失很大,被杀千余人,元军未能再前进一步。时值盛夏,蔬菜饮水供应困难,士兵又不惯海上生活,个个疲惫不堪,又遭疫病流行,病死者达3000余人。在这种情况下,回头再抢占博多湾显然难以实现,忻都遂决定于六月十五日撤出志贺岛,驶向壹岐岛,与江南军会师。
此时江南军进展迟缓,六月中旬先遣部队才抵达壹岐岛,与东路军联系。江南军统帅范文虎鉴于先遣部队早已出发,不宜久等,遂在阿塔海尚未病愈到职的情况下,令江南军于六月十八日自庆元(今宁波)分批出发。
至七月末,两路大军才会师日本壹岐岛外海面。此时元军兵力已达14万,遂军势大振。本应乘势立即展开登陆战,进攻日本大宰府,但是两路统帅均迟疑不决,且意见不一,在海上迟疑停留一天。
这时突然出现台风前兆,一些将领觉察到天气变化,向忻都、范文虎提出需要赶紧采取防范措施。但未得到无海洋气候经验的忻都、范文虎的采纳。只有江南军张禧所部和也速穹尔所部,将战船做了分散锚泊处理。而这时其他大部分战船仍是 缚舰为城 ,紧紧绑靠在一起。
果然,第二天,即八月一日,台风真的来了。一时 暴风大扇,洪波滔天,烟飞云不敛,雷雨如暗夜 。元军4000余战舰在飓风中互相碰撞,大部分撞毁沉没,只剩下200余只。士卒大部落水溺死。只有张禧和也速穹尔所部避免了战船互相碰撞,损失较小。
台风过后,张禧和也速穹尔立即命部属救援落水将士,范文虎舰碎,抱船板漂流海中,被张禧救起。张禧立即向他建议,江南军士卒未溺死者尚有不少,且皆为青壮战士,可以重整旗鼓进行战斗,利用船坏将士义无反顾的心理,强行登陆,扩大战果。范文虎早已是惊弓之鸟,置张禧的建议于不顾,力主逃跑回师,还说: 还师问罪,我辈当之,公不与也。 命将剩下的好船集结,丢下未死士卒不管,自行逃归。
逃归途中,过一海岛,见上有登陆未死战士4000人,张禧建议将其带回,范文虎不许。此时被遗弃在日本岛上的元军尚有近五万人,这些人自行推举一个被称为张百户的人为总管,日夜伐木造舟,准备回返。但很快日军来袭,元军孤立无援,战死半数。余下的二万余人为日军虏去至八角岛,后大部亦被杀。
就这样,14万征日元军已所剩无几,几乎损失殆尽。元朝第二次远征日本再次以惨败而告终。
元军虽然失败了,但忽必烈还不死心,至元二十年(1283年),又重提此事,并于当年八月,派如智和尚与提举王君治前往日本,后也因遇台风而还。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忽必烈再次派如智和尚与参政知事王积翁出使日本,结果又因故中途而回。接下来忽必烈决心第三次武力征伐日本,而且计划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实施。后经大臣极力劝阻,终于宣布罢征。
责任编辑:谢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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