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实施中采取民族分治，使得元朝法律成为我国古代法律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中华法系也由此得到了进一步多元化的发展和演变。
元朝统治期间，在立法上继承了汉族法律中的严厉之制，在法律实施上进行民族分治，从而在法律内容和司法制度中渗透着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
元世祖即位后逐渐改变了一些统治方法，他在逐渐抛弃了蒙古习惯法和金律的同时，吸收了汉族的法律文化，注重学习汉族的统治经验，一方面重用儒生，推崇儒道；一方面“附会汉法”“参照唐宋之制”，这些做法对其后的帝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朝立法从元世祖时开始，先后颁行的主要法典有《至元新格》、《大元通制》、《经世大典》和《元典章》。
《至元新格》是元朝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元朝初年，一直没有制定本朝的法典，而是沿用了金朝的《泰和律义》作为断案的依据。
1271年，《泰和律义》被禁止使用，元朝政府开始制定本朝的新法典，《至元新格》就是这一时期编订的。
1291年，元世祖命中书右丞何荣祖以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事辑为一书，即为《至元新格》。此书编成后由忽必烈颁行全国。它的内容包括了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10个方面，是当时已经颁布的法律条文的总结。
《大元通制》是元英宗继承了其父元仁宗的以儒治国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并于1323年下令编成并颁布的元朝正式法典。
《大元通制》是在前边一些法典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如元世祖时期编纂的《至元新格》和元仁宗时期的《风宪宏纲》都是《大元通制》的参考对象。
《大元通制》总共是2539条，分成了三纲一目。三纲是诏制、条格和断例，一目是别类。在纲目下边又分出了很多的细目，这和唐宋时期的内容基本相似，具体的内容也继承了唐宋法律的思想。
《大元通制》是一部具有法典特性的法律集成，是元朝法典定型化的标志。其中的“断例”相当于唐宋律中的“律”，“条格”则相当于“令”、“格”、“式”，“诏制”相当于“编敕”。
《经世大典》又名《皇朝经世大典》。1330年由奎章阁学士院负责编纂，赵世延任总裁，虞集任副总裁，次年月修成。全书880卷，目录12卷，附公牍一卷、纂修通议一卷。
《经世大典》的体例参考了唐、宋会要，而有所创新。各篇、目正文之前，均有序文说明其内容梗概，或变革之因，或设立宗旨，便于读者了解。
这种编纂方法亦较唐、宋会要为胜。其所依据，多为中朝及外路各官府文件，但将蒙古语直译体改为汉文文言，并删去了公文中的吏牍繁词。
《元典章》全称《大元圣政国朝典四章》，它是元朝的地方官署编订的，汇集了元世祖至元仁宗期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各方面的圣旨和条文。
全书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10大类，共60卷，记事至延七年为止；又增附《新集至治条例》，分国典、朝纲以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共8大类，不分卷，记事至至治二年止。各大类之下又有门、目，目下列举条格事例，共有81门、467目、2391条。
这种编排体例属于《唐六典》类型，而且很可能与当时的官衙架阁书档分类有关。
《元典章》是研究元朝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之一，全部内容都由元朝的原始文牍资料组成。书中抄引的圣旨和中书省、御史台文件，保存了元朝最高统治集团议决政务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元朝政府决定和处理政务的准则、方法和过程。
《元典章》文体独特，不仅使用一般书面语，词讼文字中又常用元朝口语。此外还有圣旨、令旨和省、台文件中使用的以口语硬译蒙古语的特殊文体，语法特征与汉语大不相同，有许多硬性翻译蒙古语的奇特词语。
有时在同一文牍中混用这些不同文体。书中元朝俗体字很多，从中能够看出当时社会上企图简化汉字的自发趋向。
元朝立法形式有一个弊端，就是随着岁增月积，颁降的格律越来越多，必然出现繁杂重出、罪同罚异的情况，这就使各级官吏得以任情挟私，高下其手。
对此，元朝统治者采取了两种措施：
一是将历年所颁降的某一方面的条例重加分拣、斟酌、厘定，形成新的法律文字，作为“通例”公布。例如公布的“赃罪条例十二章”、“强窃盗贼通例”等。
这类采取划一的法规形式而且较为系统的单行法的实施，证明元朝立法确实在逐渐地从因时立制、临事制宜向法典化过渡。
二是召集老臣，从整体上对国家的体制法程作某种程度的统一或协调。这方面最显著的成果就是《大元通制》和《至正条格》。
在犯罪分类上，特别强调“强奸幼女罪”的罪名并加重处罚。在量刑原则上，崇尚轻刑，尤其是对婚姻家庭方面的犯罪处罚较前代为轻。
烧埋银是元朝法律规定在对犯罪人处刑的同时，并科对被害人予以赔偿财产的制度。烧埋银主要适用于杀人或伤人致死犯罪。对于各种杀人罪，向罪犯家属征“烧埋银”白银五十两给苦主即受害人家属。烧埋银具有一定的损害赔偿性质，在民事方面，元朝废除限田制。契约关系上基本继承了的规定。损害赔偿的内容在法律中有较多设定，这是元朝法律在此方面的发展。元朝的婚书、职业媒妁、赘婿、收继婚等实体制度，独具特色，对后世的社会风俗产生了不少影响。
民事方面的立法还有法定婚书和收继婚的规定。
法定婚书是书面婚约，是双方当事人同意建立婚姻关系的意思表示。元朝规定，婚姻成立以婚书为法定要件，婚书写明聘娶财产的数额，如是招赘，还须写明养老或出舍的年限。
主婚人、保亲人、媒人都要在婚书上签字画押，然后才能结婚。设定婚书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消除婚姻纠纷以至发生争讼的目的。
收继婚就是未婚男性收娶家族中的寡妇为妻的婚姻方式。这是蒙古族的旧风俗，元朝以法律承认了它的合法性。这种婚姻成立一般发生在亲兄弟之间，远方亲属一般不许收继。
在经济立法方面，元朝的经济立法有专卖法、海外贸易法、赋税制度等。
此外，元朝还有经义取士制度。元朝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命题方面，将《四书》、《五经》的程、朱理学注解为主。这种考试制度结束了以诗赋取士的历史，首创以程朱理学为程式的经义取士制度。考试每3年举行一次。
元朝的司法机构，中央有大宗正府、刑部、宣政院；地方上以行省、路、府、州、县分列五级。
元朝法律规定，各级地方政权机构处理一切公事，都必须有长官与正官集体与议，共同署押，称为“圆署”制度。只有路、府所署推官，由于是专门董理刑名，其余诸色事务，可以不参加会议通署。
凡有罪囚，先由推官鞫问，问明案情后，再由全体行政官员“通审圆署”。所在州、县发生的刑案，如超出当地官府决断权限，也由路、府推官负责审理。
元朝诉讼审判制度大部分延续宋代旧制，以“干名犯义”较具特色。
元朝强化了前代关于诉讼当事人在身份上和资格上的限制，确立“干名犯义”的罪名。它是指除了反叛、谋逆、故杀人外，凡子证其父、奴告其主、妻妾弟侄告发父兄叔伯等诉讼行为，都被认为是大伤风俗的“干名犯义”，一律禁止。这一规定为明、清所继承，“干名犯义”的告诉，对被告作自首处理，对原告予以处罚。
在法医学方面，在法医学取得成就基础上，元朝的法医学又有了发展。其主要成就表现在3个方面：
一是《检尸法式》的颁布与实施，简化了繁琐的检尸文件。其检验点达70余处。方位、名称、顺序与南宋末年的法医学名著《洗冤录》所著相近。
《检尸法式》作为立案追勘的官定手续之一，而且其方式大略完备。这也是元朝裁判制度的特点之一。
二是《无冤录》的出版，《无冤录》是蜚声中外的元朝检验录，其主要成就将在医学著述项下介绍。
三是《儒吏考试程式》的颁发，《儒吏考试程式》又称结案式，颁布于1297年。全文共分24个字，每个字代表一部分，计118条。与法医学有关的尸、伤、病、物等共计53条。
《儒吏考试程式》是政府规定上报民刑案件结论的通式，并用它来招考儒吏，以达到文案的统一。《儒吏考试程式》中的“尸”相当于尸体检查，“伤、病”两部分相当于活体检查，“物“相当于物证检查。
这样，《儒吏考试程式》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现代法医学的三大组成部分，即尸体、活体及物证，这是对世界法医学的又一重大贡献。
[旁注]
元世祖忽必烈（1215年～1294年），蒙古族。是蒙古族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元朝的创建者，谥号“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蒙古尊号“薛禅汗”。在位期间，建立行省制，加强中央集权，使得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
何荣祖（1221年～1299年），字继先。元朝广平，今河北永年人。元朝政治家、法学家。元世祖时奉命辑《至元新格》，其中包括公规、治民、理财、御盗等。成宗时，又受命制定《大德律令》。
奎章阁学士院 元官署名。掌进奉经史、鉴文书典籍字画器物，并备皇帝咨询，供皇帝研考古帝王治术，为皇帝和贵族子弟讲说经史的机构。秩正二品。因建于大都，今北京兴圣殿西之奎章阁，故名。
会要 是以某一朝代的国家制度、历史地理、风俗民情等为主要收集内容的一种史书。由于会要内容涉及典章制度，其所保存的原始历史资料较为丰富，可以弥补二十四史的志、表之不足。会要之创修，始自。
限田制 从汉简《二年律令》颁布后废止普遍授田制，这是秦汉土地私有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进行了“限田令”来限定私人土地的规模，其中有学者提出限定对象是得到国家授田者，多是军人阶层。以此可以看出汉代土地是国有与私有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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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名臣廉希宪是个刚正清廉的人物。忽必烈命廉希宪任北京行省长官，镇抚辽东。
他为了安抚地方，专门下令：凡是杀害俘虏者一律按杀害平民治罪；俘虏如果患病被遗弃，允许人们收养，病愈后原来的主人不能索要。由于他执法严明，使当地很快出现了勃勃生机。
廉希宪去世后，元朝追封廉希宪为魏国公，赠清忠粹德功臣、恒阳王等荣誉称号，谥号“文正”。这个谥号是对大臣功劳的最高评价，历史上得到这个谥号的人很少。
